向合伙人撂狠话#Y49

长期生活在创投圈，日子是以4年为单位计算。

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是因为联合创始人和高管手里的股票期权，需要经过4年逐次释放。职业生涯里每四年的这点盼头，就成了丈量时间的标尺。

 

不过一千多年前的王安石，也许没想到自己早早就过上了9012的节奏。

因为在他的职业生涯里，就有一段以4年为“套现期”的时光，虽然结果不可谓之不悲情，但也算是他人生的黄金年华。

熙宁三年到熙宁七年。

史称“王安石变法”。

 

其实就是北宋王朝的一次内部创业。

 

 

（一）合伙人

 

治大国若创小业，王安石做CEO，任命他的是董事长宋神宗。

神宗的爹宋英宗在位四年，做过比较拿得出手的事，就是命司马光修著《资治通鉴》，除此之外无风无浪。

英宗没有大作为，一方面是因为在位时间短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他的王位是从仁宗那里过继继承来的，他上位之后最焦心的是如何名正言顺，所以没精力、也不太敢大幅度地折腾，当了几年提心吊胆的“一代”，终于在完成王朝的权力交接之后，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亲儿子宋神宗。

 

这么一看，宋神宗就比较符合“二代”霸总的配置了。

二代也分类型，其中有那么一种，毕生信条就是要建功立业。神宗就是这样。史书上说，他自幼耳闻目睹积贫积弱的困境，“立志雪数世之耻”。在翻到了王安石早年写的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之后，心里不禁擦出火花，感觉找到了灵魂伴侣，于是决定拉王安石“合伙创业”。

 

王安石成了他的联合创始人，也是变法项目的总负责，是要冲在前线一条一条法案推进执行的人。神宗则稳居幕后，授意他行事。

 

这里讲一个背景，神宗之前，仁宗时代也搞过变法，但因为改革派锋芒太露，加上后来“朋党之论”闹得沸沸扬扬，好端端的政治经济改革，到后来完全演变为党派之间的内耗和公关舆论战，最终以一地鸡毛收场。现在的小朋友关于那段时间的感知，只剩下范仲淹那句“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”。

 

“变法”，在任何时期都阻力重重。

首先，你总要触碰到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吧，人家不会不跟你拼命。

外加王安石在朝廷根基不算厚，也是第一次以王朝CEO的身份统领改ge，自己还在学习带队伍，人少、还有吕惠卿那种自己心里打小算盘的人。

这一内一外的阻力都是致命性的，对终局有绝对影响力的，压力之大可想而知，没那么点一意孤行的偏执，和舍我其谁的主角光环，是做不动的。

 

 

（二）执手相护

 

王安石为了变法，把自己的伯乐、老师欧阳修都得罪了，整个朝堂上的人，全看他很不顺眼。

但好在，他有宋神宗，一人顶一万人。

 

刚即位的时候，有一年春节，大臣们向皇家拜年，礼毕后巴巴地杵在朝堂上，等着皇帝发“开工利是”，但神宗只能尬在那里，因为臃肿的行政开支、庞大的军费和每年给辽的“岁币”，早把他的小金库榨得透透的了。

开门七件事，没有不花钱的，这个“至尬时刻”让他打定心思，必须得变法、必须得改ge。

不变法，自己家的王朝将有生存危机，此后便有了王安石一路入朝拜相。

 

变法之初，保守派如同钢板一块。王安石冲在变法前线，想什么、说什么，得到的都是不积极不配合。甚至有官员不惜在地方上作妖，扭曲他的法令，让怨民闹到京城。但谁都没想到闹到王安石家门口的百姓，看到王安石为了变法殚精竭虑，家里清贫得惹人心疼，实在不是为私利折腾百姓的人，事实胜于雄辩，怨民这才默默散去。

 

一个孤苦伶仃的皇帝，知道自己家的王朝有多心酸；

一个明月冰心的文官，想做点留名青史的好事；

内忧外困的环境之下，他们只剩下彼此可以守护彼此了。

 

这次内部创业，王安石的“期权”，无非就是读书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。

 

可是四年来不断地被反对、被阻挠、各种意外和不意外的挫折，终于把二代董事长，宋神宗折磨得心力交瘁，他有点干不动了。少年心气，磨损了。

 

不要天真的以为，“只要做出政绩、国富民强了，自然会堵住保守派的嘴”。

当王安石已然通过心法给国库增收千万两白银时，韩琦竟然说得出“王安石把国库弄充盈了，搞得辽国虎视眈眈，现在边境压力变大，都是王安石的锅”，而这种奇葩逻辑，竟然还值得在朝堂争执上好几个来回。

事实总比你想得荒谬，因为利益是命根子。

 

心气动摇的神宗开始摆出他招牌式的“眯着眼睛似笑非笑”的表情，看着群臣和王安石以及他少数的支持者们撕逼。王安石在朝廷里，也不再那么一往无前。

 

现在我们再看这段历史，似乎更旁观者清了——

变法好不好，看的是王安石指定政策法案的业务水平；

但变法能不能支撑做下去，完全就是凭神宗一口心气儿吊着的。

 

玩狼人杀的时候，“平衡流”是最差劲儿的流派。

但偏偏，历朝历代的皇帝们，都依赖这一招。

 

 

（三）倦了

 

终于在几番最后稻草般的针对之后，王安石动了罢相的念头，不是他想放弃了，而是他觉得，如果他不在，能让改革被接受，那自己也可以让位。

“功成不必在我”。

 

于是有一晚，他和神宗彻夜谈了一次。

曾经执手相护的两个合伙人，董事长的心思已经不在澄明，变得深不可测，玩弄起迂腐的“权术”，那么联创再想作为也只有心灰意冷。

 

王安石交代起后面的安排，神宗不无关心地问他，担不担心保守派会为难他。

他说，我不担心自己，我现在最担心吕惠卿能不能接好我的班。

神宗说，那个人心狠手辣，你放心把新法交给他？

他说，正因如此，他是合适的接班人。

神宗又问，你这样做，群臣能理解你吗？

王安石说，皇上理解我就够了。

 

泪目。

 

整个北宋史，值得令人记住、值得泪目的人和事不多。

 

放眼望去，满目的畏畏缩缩。

每年需要交岁币的辽和西夏，已经成了所有人的心理阴影，帝国的王气黯然收敛。绝大部分官员都只想躲在帝国的荫庇之下不费心力的抽抽水，好不容易仁宗时代有几个想改ge的新锐，但奈何手段水平太幼稚，难成气候。

所以在这样乌糟糟的浊团中，你看到一颗至诚心，它就会被反衬得格外明亮。

 

 

（四）撂狠话

 

一年要见百来个开公司的人，有人下次再见时已住进后海有树的四合院，有人许多年后，还是无甚长进。

      

我常年观察，这些人所做的行业千差万别，但有一条“失败要素”是非常雷同的——

不懂得自行消化苦难。

 

讲王安石，不仅仅是为了讲北宋政治。

虽然说乌糟糟的低水平权谋游戏，任何时期都不曾消停过。

 

我更想说的，是王安石临走前的那句“皇上理解我就够了”。

 

 

王安石本有一百万个委屈。

他完全可以拉着神宗的袖子，巨婴一般让他给自己撑个腰；或是低段位地操作一番，撂挑子走人不干了。

前者如同只知道嗷嗷待哺的guo企，后者如同李 x。

 

走之前他还大可以用自己的文采，写两句狠话，骂骂最终还是懦弱了的负心汉神宗，解解气也好。

“当初是你要变法，变法就变法……”

青铜级别的选手，晋代陶渊明就是这么干的。

 

 

其实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，“得理”的人往往很难做到“饶人”，因为普通人知道自己是对的，就要千方百计强调这层优越。

难得的是，知道自己有理，却依然不强求对方消化自己的委屈。

王安石自始至终没跟自己所托付的合伙人说一句狠话。

 

我相信，绝不仅是因为对方是皇帝。

 

而是因为他懂得“合伙之道”。

任何恶语一旦出口，为的只是刺伤对方。

为什么一定要刺伤自己的合伙人呢？是因为自己先在合伙人那里受委屈了，这份委屈，必须用对方的痛来补偿。

 

也许，王安石心里，从来没在乎过那个“我”的小委屈呢？

 

不需要撂狠话，因为不需要刺伤对方。

不需要刺伤对方来给自己找平衡，因为他可以自行消化掉那些意难平。

因为他的眼里，只有变法事业。

 

合伙人绷不住的时候，到底是仗着联创的身份优越感、全部推翻，是正义之士？

还是默默陪伴不离不弃是真情？

世人只看到狐狸精的手段，却看不懂她们的忍耐与温柔。

 

欧哥哥经常喜欢举一个例子，王安石吃饭的时候只吃鹿肉，于是有人上门巴结他就给他送鹿肉。但其实，他只是因为脑袋里想着事业，根本不在乎吃了啥，你给他萝卜，他也啃得很香。

 

小我之私，和，无我之爱。

哪个才是更深更成熟的感情。

此刻应该不需要我多说了吧。

——记近日马爸爸退休事件有感